玉器皿

玉器皿為中國源遠流長的玉文化中極具特色的一個類別,也是此展的主題。玉容器從宋朝 (960–1279) 至清 (1644–1911) 乾隆年間 (1736–1795) 在造型及石材上不斷推陳出新,變化萬千。本藝廊一貫以追求玉器的精 湛雕琢工藝及上佳色澤著稱,此展亦不例外。

宋朝經歷了長久而穩定的經濟發展,成就了其高超的工藝成就。曾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的納爾遜阿 特金斯藝術博物館擔任東亞藝術資深策展人並現時於芝加哥藝術學院任中國藝術策展人科林·麥肯齊 (Colin Mackenzie),堅信中國宋代在諸多方面較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更為「現代」。(參見Orientations, 2018年9/10月號, 第93頁)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對美學的追求十分豐富,反映在書畫、書 法、陶瓷及玉器等多方面的藝術範疇。其中一例是曾屬木扉珍藏的宋代鴨首形瓶口囊形壺 (第4號)。在對這 件的評論,倫敦 Bluett & Sons 1990年的展覽圖錄中指出文人對古董的愛好是從約1090年出版的《考古圖》 及約1041年出版的《古玉圖》當中得到重大推動力。該囊形壺參照較早時期銅器的雕工,也令人聯想到遼 代 (916–1125) 的袋形瓶。其巧奪天工之精緻工藝無疑是一眾玉器的亮點。

第3號的白玉雙耳杯曾屬阿瑟斯黑大將軍(Major-General Arthur K. Hay)珍藏,其獨特的手把刻有仿銅 器圖騰之捲雲紋。耳杯形從春秋時期 (公元前770–476) 容器上的半圓形手把逐步演化而來,後在戰國時 期 (公元前475–221) 及漢朝 (公元前206–公元220) 逐漸獨立發展成這一款耳杯。此展品的耳杯款式似乎較 杯身設計更為講究,它極可能為宋代,這時期的工匠常從更早期的設計中獲得啟發,進而從細節中改進 提升。此白玉雙耳杯的杯身厚度、打磨工藝和材料與另一只曾屬杰拉爾德·戈弗雷收藏(Gerald Godfrey Collection),並於2013年那普屯瑞斯帝亞洲藝術 (Knapton Rasti Asian Art)中展出、出於宋朝至明初 (1368–1644) 的另一黃玉耳杯相近。

灰玉雙耳瓶 (第7號) 雖然是一件典型的玉容器,但其別緻的灰色調獨具一格。此展品的形狀不單可見於瓷 器,在銅器和其他器皿中亦可見。這款玉石的顏色和重量屬典型元代 (1271–1368) 至明代。類近的玉器長 期被忽視,但源於其獨特色澤的稀有性,它們應該更受重視。

雖然本藝廊多年以來嘗試推動雞骨白玉,並展出多件頂尖及御製雞骨白玉器以證明這類材料盛行於宋朝和 清朝,然而較之其他色澤的玉器此類玉器仍沒那麼受矚目,實為一件憾事。此展重點展品是乾隆年間雞骨 白玉六角形獅首環把瓶 (第9號),它帶有明顯西洋風格的細節,極有可能是為圓明園而造。

此展當中出自台灣重要私人收藏的兩件白玉精品彰顯了清乾隆年間宮廷御製玉器中兩個截然不同的品味。 首先是帶皮白玉玉蘭瓶 (第11號),以和田玉雕製而成,雕工華麗精美。另一件是青白玉雙龍耳扁蓋瓶(第10號),其色澤均勻,周身素雅以龍形把手點綴,以清晰的輪廓來凸顯玉色本身的素簡之美。楊伯達先生在Essence of Qing Jades和1992年出版的《故宮文物月刊》「清玉掇英」一文提出,這件代表了此時期中國 玉器工藝的頂峰。(參見第116號,第49-61頁)

清乾隆早期的御製仿古黃玉雙耳方形蓋瓶 (第12號),最初於1957年由斯賓克 (Spink & Son) 售出,隨後於2001年在那普屯瑞斯帝亞洲藝術 (Knapton Rasti Asian Art)首屆展覽展出。無庸置疑,此器是同類玉器中的 傑作,設計簡潔,沒有過於點綴。黃玉色澤油潤,與其款式相近的白玉蓋瓶相比擬,不分伯仲。

最後,清雍正/乾隆早期御製河北漢白玉雙龍耳獅面瓶 (第13號),本瓶以採自河北最優質,特供紫禁城御 用的漢白玉精雕細琢而成。其中一件可比較現存北京故宮漱芳齋的玉瓶,另三件類似珍品曾於本藝廊2016年10月的展覽中展出。此漢白玉雙龍耳瓶宮廷風格明顯,無疑為雍正年間 (1723–35)所製。雙龍雕工柔和細 緻,顯現優越的玉器雕琢工藝。

我非常高興和我弟弟沛綈瑞斯帝攜手舉辦此次展覽。展覽會先在香港舉行,第二站為倫敦。再次感謝馬克 弗蘭茨 (Mark French) 的精湛攝影,以及我的得力助理任潔瑩。但最要感謝的是我的C.F.O. 暨M.O.U.

拿達瑞斯帝